從獸醫(yī)病理學的角度來看，犢牛肺炎指的是犢牛肺臟及各級支氣管發(fā)生的急性滲出性炎癥。近些年在許多文獻及臨床上多用牛呼吸系統疾病(BovineRespiratoryDisease，BRD)代指。事實上，BRD包含許多種類，不同的分類標準往往給出不同的名詞，如支氣管肺炎、胸膜炎、肺膿腫、間質性肺炎、肺臟腫瘤、肺栓塞、急性肺水腫和肺氣腫(ABEPP)、吸入性肺炎和寄生蟲性肺病等，目前業(yè)內尚無統一且明確的分類標準。犢牛肺炎通常指支氣管肺炎及胸膜炎，根據其滲出物性質的不同又可分為化膿性、纖維素性和干酪性肺炎。從發(fā)病機制來看，犢牛肺炎是一種復雜的多因素疾病，實驗室條件下單獨感染某種細菌或病毒并不會導致犢牛發(fā)生典型的肺炎癥狀，其發(fā)病符合“病原-環(huán)境-易感動物”相互作用的理論（圖1）。

犢牛肺炎的早期研究主要集中于對相關病原的發(fā)病機理的探索及疫苗的開發(fā)上。早在20世紀70年代，加拿大研究者Jericho和Langford發(fā)現讓剛斷奶的犢牛吸入含有Ⅰ型牛皰疹病毒(BHV-Ⅰ，或IBR)的氣溶膠，大約4天后再讓這些牛吸入含有溶血曼氏桿菌的氣溶膠，可誘發(fā)犢牛的纖維素性肺炎，這是在國際上首次闡述犢牛肺炎發(fā)病機理的報道。其后，其他研究者發(fā)現使用攜帶副流感病毒3型（IPV3）的氣溶膠攻擊犢牛呼吸系統，再用溶血曼氏桿菌攻擊也可產生相似的病理學過程，但犢牛單獨接觸IPV3或溶血曼氏桿菌氣溶膠都不會發(fā)生肺炎。此后又進行的一系列研究試驗證明，與斷奶、運輸、環(huán)境溫度等犢牛肺炎的風險因素相比，更重要的是犢牛同時接觸了細菌和病毒，并且接觸兩種病原的間隔時間在4天以上時就會發(fā)生肺炎。因此，在這4天時間里，病毒可能造成了犢牛呼吸系統的損傷，使其更容易受到一些細菌的感染。一些試驗研究表明，給犢牛提前注射某些細菌和病毒的疫苗，可以減少犢牛發(fā)生此類肺炎的幾率，這使得人們相信注射疫苗可以極大控制犢牛肺炎的發(fā)病率。因而在接下來的20年左右，基于這些結果，國外針對犢牛肺炎的研究主要集中在關于各種肺炎致病菌的毒力、發(fā)病機制以及針對這些致病菌的疫苗研制等方面。在這段時間內，牛呼吸道合胞體病毒(BRSV)、牛病毒性腹瀉病毒(BVDV)(1型和2型）、睡眠嗜組織菌等也被相繼認為是犢牛肺炎的主要病原，并且也開發(fā)了相關的疫苗產品。

盡管對犢牛肺炎的致病微生物有了比較充分的認識，也采取了相對全面的免疫措施，但當時美國犢牛肺炎的發(fā)病、死淘率仍然不盡人意。有人發(fā)現，在一些肉牛育肥場，犢牛到場后同時去勢會使肺炎發(fā)病率明顯增加。另外在犢牛斷奶或混群的同時注射疫苗，反而會增加斷奶后肺炎的發(fā)病率，這說明犢牛肺炎的發(fā)病原因遠比之前人們想象的要復雜。其中不僅僅是某些致病微生物的影響，因此也并不能單靠疫苗來解決。此后，牧場逐漸認識到管理因素對于犢牛肺炎的重要性，比如各種應激因素的控制、設置斷奶過渡期、建立育肥牛入場流程、斷奶前預防性給藥等。

在犢牛肺炎的診斷方面，獸醫(yī)專業(yè)出身的從業(yè)者常提到“視觸扣聽嗅”的方法，但在臨床實踐中往往把理論知識拋擲腦后。體溫計、聽診器等必要器具不見蹤影，通過視診判斷犢牛是否發(fā)燒的“蒙古大夫”隨處可見，其準確性可想而知。隨后，國外一些大學和研究機構設計了不同的疾病評判標準，如美國加州大學戴維斯分校的BRD評分系統等。這套診斷工具也由勃林格公司引進后在國內進行了推廣，這為牧場員工尤其是非獸醫(yī)專業(yè)出身的人員提供了一個有效的參考依據，通過這些指標可以對犢牛肺炎做到早期揭發(fā)，盡快采取治療措施。此外，近年來如超聲診斷技術、熱成像技術等在國外也逐步得到應用，為犢牛肺炎的早期診斷提供了更精確、有效的工具。PCR、免疫組化等實驗室技術也被相繼應用于犢牛肺炎致病微生物的鑒定。

在20世紀80年代之前，用于犢牛肺炎治療的藥物主要有青霉素、土霉素、氯霉素、氨基糖苷類（慶大霉素等）、磺胺類藥物等的單獨或聯合用藥，某些牧場甚至還會使用人藥治療犢牛疾病。這些藥物一方面缺少對犢牛肺炎適應癥的研究，或說是超標簽用藥，常常超劑量使用或造成某些副作用；另一方面由于長期使用，產生了比較嚴重的耐藥性，治療效果不甚理想。從80到90年代開始，一系列適用于犢牛肺炎的抗生素逐漸推向市場。國外首先用于犢牛肺炎的新一代抗生素是1988年上市的頭孢噻呋鈉，此后又相繼出現了恩諾沙星、氟苯尼考、替米考星、泰拉霉素、加米霉素等。新一代抗生素的使用極大地改變了犢牛肺炎治療的用藥習慣，通過選擇一些長效抗生素，患病犢牛不需要進行每日注射治療。這些抗生素的說明書上也添加了治療犢牛肺炎的適應癥，獸醫(yī)在進行臨床治療時有了明確的參考標準，如氟苯尼考、加米霉素等抗生素也明確說明對于犢牛支原體性肺炎有效。此外，隨著人們對炎癥作用認識的增加，抗炎的概念也被應用于犢牛肺炎的治療，有越來越多的牧場選擇在使用抗生素的同時配合非甾體類抗炎藥（NSAIDs），如美達佳，作為緩解肺炎臨床癥狀的支持療法。

縱觀國內外近幾十年的統計數據，在犢牛肺炎的發(fā)病和死淘率上似乎并沒有明顯的改觀，相反在某些年份的發(fā)病率還有所升高。尤其在某些牛奶產量很高的牧場，犢牛疾病的控制卻不太令人滿意。這一方面表明犢牛肺炎的防控確實是一個復雜的問題，需要投入大量的人員、技術等加以解決；另外，這也說明或是未真正理解犢牛肺炎的發(fā)病機理，或是努力的方向偏離了正確的軌道，再或是牧場沒有真正重視犢牛健康的重要性。在一些牧場，許多斷奶犢牛已經表現了明顯的肺炎早期癥狀，但員工們對該問題的嚴重性卻不以為然，可能認為只要這些犢牛未死，犢牛部門的績效指標就不會超標。假如牧場的管理者不認識到犢牛肺炎的重要性，或者不愿意投入太多成本控制其發(fā)病率，則沒有任何先進的技術或者專家可以有效地解決問題，需要避免成為“theelephantintheroom（房間里的大象）”。

犢牛肺炎的防控不僅僅是一個技術性的問題，也或多或少涉及一些社會因素。事實上，仔細觀察各個牧場的獸藥目錄就能發(fā)現，牧場獸醫(yī)在治療犢牛肺炎時可選擇的藥物或方案非常有限，僅在三五種抗生素間交替使用。但由于獸藥法規(guī)、抗生素殘留等因素的限制，一些呼吸系統類藥物諸如呼吸中樞興奮劑、β受體激動劑、支氣管擴張劑，止咳化痰類藥物等在臨床上難以得到應用。這種藥物選擇上的限制在一定程度上也造成了抗生素的濫用，再加上某些獸藥銷售人員的推波助瀾，如新生犢牛無論臨床癥狀如何，均全群注射抗生素的情況屢見不鮮。此外一些牧場在制定流程時，會將每月或每年的藥費列入制定的考核指標，這也使得一些獸醫(yī)進退兩難。不過牧場已經逐漸認識到，在當今奶?；蛉馀ｏ曫B(yǎng)模式下，若要追求更高的生產成績（產奶量或日增重），就必須重視犢牛健康，這也是促使當前獸醫(yī)學繼續(xù)對犢牛肺炎開展研究的動力。

與國外同行相比，國內奶牛及肉牛獸醫(yī)學的發(fā)展在理論知識及臨床診療水平上還存在一些不足。此外，與人類醫(yī)學及其他物種的獸醫(yī)學發(fā)展相比，由于某些特殊性，與奶牛疾病相關的臨床獸醫(yī)學發(fā)展也相對遲滯。因此，今后可能會有更多其他醫(yī)學同行的理論、經驗和技術被借鑒到犢牛肺炎的臨床實踐中，如病理學診斷、血液分析、呼吸監(jiān)控、霧化給藥等。在未來，科技的進步將對犢牛肺炎等臨床疾病的防控帶來質的改變。新的技術和工具將被應用到臨床中，包括疾病遠程監(jiān)控、高免疫力基因的篩選和品種培育、機器智能識別病牛、循證醫(yī)學、代謝組學等學科在疾病診斷和治療上的應用等。例如，通過智能設備隨時監(jiān)測犢牛體溫、采食飲水量、運動量等指標的變化，可實現對犢牛疾病的遠程監(jiān)控，與人工觀察相比，大大提高診斷的準確性和疾病的早期揭發(fā)率。大數據的時代即將到來，未來甚至可以通過對某一頭新生犢牛遺傳信息的分析，預測其將來發(fā)生肺炎等疾病的概率，從而盡早采取預防措施。

盡管上述新技術的發(fā)展為犢牛肺炎防控的未來提供了諸多可能性，但更重要的可能還在于對犢牛肺炎的重視程度，最終的問題可能不是“這能不能可行”，而是“這到底值不值得做”。正如美國學者RobertSmith所講：PerhapsthefutureofBRDcontrolwillbedeterminedlessbyscienceandmorebywhetherconsumersbegintodemandmeatandmilkfromcattlethatstayhealthy（或許BRD的未來不是由科學決定的，而取決于牛奶和牛肉的消費者有多大程度會關注牛的健康）。